我們一定出了什麼問題，才會月薪 3 萬起薪，而滿城盡是千萬起跳的公寓；我們一定出了什麼問題，年輕人居然比父母輩更窮，只好向外奔赴更好的未來。
圖片來源：David Russo 樂威壯
在〈我的新加坡啟示錄〉一文刊登以後，我有幾個很久沒聯絡的老朋友紛紛私訊我：「你把我的想法寫出來了。」也有人說：「上次從新加坡回來後我越看越難過。米粒大的國家可以跟世界各個泱泱大國相比毫不遜色，反觀台灣怎麼看怎麼沒救、新聞怎麼看怎麼搖頭，剛回來那幾天真的是心情有夠差！」
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想法，我思考了很久。
1970 年代，亞洲有四個高速成長的國家，世稱「亞洲四小龍」。四十幾年後，一個是抬頭挺胸穩坐麻六甲，無數異鄉人湧進的獅城；一個是已經執行 Samuel P. Huntington（杭廷頓）民主two-turnover test（兩次輪替檢定說）的台灣（註一）。
誰高誰低我沒有在此論定的意思，但很實際的事情是，如今我們比父母親那輩更努力在就職前的競爭（比方說當年師專一畢業就可以教書，現在大學除了大學要修兩年教育學分再實習一年，還要考教檢，考完後還要去各地考教甄），我們的薪水卻比父母還少。
為何新加坡吸引各地人才，台灣的人卻焦慮著出走？
低薪，已經成為沒有經驗者的詛咒；高工時低報酬，更早已成為大家的共識。「因為你沒有經驗，公司只能先付你 3 萬，過試用期會再斟酌加薪。」HR 對著拿著國外碩士文聘的求職者這麼說。一趟海外名牌碩士鍍金之旅燒了家裡三百萬的求職者，要如何看待這薪水？「沒有經驗就有 3 萬，誰叫你是文組，已經很好了啦。」別人這麼向他說。
「我早上 9 點到班，中午吃飯，晚上 6 點等著訂晚餐便當，到職第一天就上到晚上 9 點。之後就開始晚上 11 點下班。」一個在台北有名的加班公司的工程師這麼說。「工程師就是要爆肝啊，不爽不要幹，當初選了電機當主修就要有覺悟，誰叫你是工程師。」另外一群人插著腰說。
你問憑什麼？我們就得接受低薪與高工時？
「因為你住在鬼島台灣！我們沒有資源，不能像大國販賣資源；我們國家很小，沒有市場，所以企業沒有預算經營，員工只好賣肝。」
好，如果這些理由都成立的話。那為什麼新加坡人的年輕人的平均薪資在是 9.5 萬元台幣？（此數據出自 2015 年《日本經濟新聞》的調查）
我們總用大國恆大的理論看待國家，但面對面積只有台北 2.64 倍大的國家，1970 年代同樣的經濟起飛起跑，我們怎麼還輸他？同樣在主流社會的規範下一路乖乖從小學唸到大學生的人，為什麼一個月領 3,300新幣（外頭一餐 5 元新幣），一個月領 28,000 新台幣（台北外頭一餐70）？
我想其中，政府佔了很大因素吧。而民主社會，少了遠見的政府，恐怕來自少了遠見的選民。
為了圓父母那輩的大學夢。我們廣設大學，看輕技職。10 年後當大學生畢業以後，發現滿城盡是大學生，大學學歷貶值。各個行業都想要求大學起跳，於是只讀到高職就想找工作賺錢的人會被說：「不好吧！還是讀個大學比較保險，找得到工作。」大學生為了要求更好的薪水，只好再唸個碩士加分。有多少個青春在這樣的焦慮下蹉跎了，又有多少年輕的生命為了更有競爭力，背上了龐大的學貸？
國中基本教育的荒腔走板也不時在電視上演著。一屆採計作文六級分同級分下第一比序，另一屆又將作文換算成積分，一屆有看在校成績免試入學，下一屆又得考會考。大家都知道要比績效之前，至少要提前把規則給講清楚，近幾年的教改反反覆覆，有多少次是在接近考前才拍板定案。學生家長惶惶然不知道該怎麼辦，這樣的政府該叫人如何相信？
再舉一例，前執政黨因為「公平正義」通過開徵證所稅，接著同一個政黨又以公平正義為名結束證所稅。那麼國民黨下台，如今台灣就好了嗎？就經驗來看，國家夾在兩黨裡輪轉，16 年過去，究竟淘出了什麼？各種光怪陸離的分配不正義，依然在台灣上演。
政府的績效在哪裡？我想這是台灣年輕人想問的吧
我們生在最富裕的年代，卻活在窮困的現在。政府這些年的績效在哪？KPI 達到了嗎？如果小國寡民注定要因沒資源沒市場錢賺得比較少，為什麼新加坡能走得比我們順遂？
在我飛機還沒抵達樟宜機場時，我腦子都是大國恆大論。我也一直很不以為然地覺得柯文哲太喜歡新加坡了吧！認為網路上一堆讚揚新加坡有多好的文章，根本只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。但當我踏上新加坡時，就是我失落的開始。
我光在兩國政府對城市的規劃裡就能輕易發現台灣的失能。天空樹、聖淘沙海灘、魚尾獅、Clarke Quay、賭場、環球影城是政府盡心為各國遊客設計的菜單，最後再附贈一個 F1 賽車賽。而讓外國人一眼就能認清是台北的地標永遠是 Taipei 101（幸虧現在有柯文哲拆掉忠孝引道後而出現的北門了，有潛力成為新景點），連觀光資源豐富的東京，在這個世紀都還建個晴空塔，成為新的觀光熱門景點。
我們政府一直努力在宣傳觀光，但在觀光景點的設計上還有待加強。除了九份、夜市、大稻埕、國父紀念館、中正紀念堂、故宮、淡水、象山這些既有的景點以外，台北有沒有額外這世紀必拍的新地標、必去的遊樂園？想去迪士尼可以去東京、香港、上海，想體驗環球影城可以去大阪、新加坡，去韓國可以遊愛寶。來台灣就一定得加個一天的六福村？在國際知名度上，我想他們應該不是同等級。
我是台灣人，對新加坡繁盛背後的蒼白無從置喙。我只在乎台灣怎麼不夠好，為什麼我們得到新加坡領 Global pay。
回到最一開始那個美國人說的，對他來說不管是台灣還是新加坡都是個旅行。但對我來說，我走到新加坡的大街小巷，才深刻體會到我們四十幾年中的差距：政府的遠見、目光、野心展露無疑。
「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『庶矣哉！』冉有曰：『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』曰：『富之。』曰：『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』曰：『教之。』《論語．子路》
孔子很實在地說要教化人民之前要先使其富，對台灣人來說低薪、高工時是枷鎖。除了靠產業革命外，我覺得觀光業是很適合台灣走的路線。政府應該要借鏡新加坡，多發展、規劃一些景點，讓台灣一個城市，就夠外國人玩 5 天，讓全世界記得我們。
「我愛台灣，但我離開台灣」
「新加坡雖然賺得很多但是消費也超高，當初你為什麼要搬過來？」在排著環球影城的隊伍裡，我問向來新加坡工作的台灣人。
「問得好！每次我都會這樣說，雖然薪資三倍，消費也三倍，但是中間存的錢也三倍啊。」她揮揮在溽暑中留下的汗水如是說。她短短一句話，道盡在全球搶人才的戲碼裡，新加坡得到了什麼，而台灣又失去了什麼。
那次造訪新加坡，跟了很多「台勞」對話，大家都受不了南國的長年溽暑，直說想念台灣，但是台灣工作除了低薪和高工時還有不尊重專業，他們看不出自己的未來在哪，只好遷徙到新加坡，忍受高物價，換一張更受國際關注的履歷。
如果這次我沒有飛出去自由行，我也許還是以以往那種看法看日子──既然我是台灣人，我就應該在台灣找份工作，結婚，成家，安居樂業。臺灣雖然大環境不景氣，但我還是可以靠著我自己賺到錢，所以生活 OK 啦！但是何不想想菲律賓，二戰後菲律賓曾是亞洲最富國之一，最後卻淪落到一度成為國民必須出國，輸出廉價勞力賺取外匯。
如果環境變差了，只有兩條路：改善與逃離
所以，我們總不能一昧的說台灣人最友善、台灣物價很低、台灣生活頂呱呱，而把所有對他國的讚美或借鏡，視為「崇洋媚外」、「外國月亮比較圓」或甚至「不愛台灣」。
我們一定出了什麼問題，才會月薪 3 萬起薪，而滿城盡是千萬起跳的公寓；我們一定出了什麼問題，年輕人居然比父母輩更窮，只好向外奔赴更好的未來。
有些人離開了，有些人留下了。留下的我們必須更有感的面對自己的權利與義務，看到不合理的事件，必須針砭時事；看到不合理卻合法，必須返鄉換下支持爛法案的立法委員。
我好討厭欣羨新加坡的那種感覺，相信台灣的大眾也是。但幸好我們窮得只剩下民主（這剛好是新加坡所欠缺的），我們得更有意識的挑選眼光卓越的政治家，賦予他們帶領我們邁向未來的權力，同時制衡他們日益蓬勃的野心。讓這個政府不再是透過肉桶立法選勝的政客組成，而是實在為人民努力的中流砥柱，或者乾脆自身投入政治，自己成為這個國家的中流砥柱。不再恨鐵不成鋼，很多事必須由我們先開始。
致失落的台灣，當政府失能就是公民充權的時候，捲起袖子一起動起來吧！我期待有天，人民不必流離異國，台灣錢也能再度淹到每一個人的腳目。
註一：杭廷頓民主兩次輪替檢定說，認為從民主轉型達到「民主鞏固」，基本要件為政權是否至少民主且和平地轉移兩次。（參考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─國政分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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